田雨公（1808～1876），字敬堂，号杏轩。清代盂县香河村人。

田雨公5岁开蒙，父亲教他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治家格言》，经常讲直言敢谏、不畏权势、为民请命的历史人物的故事。田雨公曾表示：“大丈夫本该如此，儿应该向这些先辈们学习。”雨公年18岁时就为邑庠生第一，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到省城应乡试中了亚魁，时年27岁；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中了进士，时年30岁，后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被选为甲辰会试同考官。

道光年间，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王鼎尸谏案”。王鼎是军机大臣兼大学士，当时正在进行禁烟运动以及发生了鸦片战争，王鼎主战，又支持林则徐禁烟，道光帝不听，后来王鼎写好谏言以死进谏。王鼎在给道光皇帝的遗折中指出：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也。”这个“穆”指的是穆彰阿（穆彰阿权倾朝野，门生弟子遍布），“林”指林则徐。当时，穆彰阿以“和”迎合道光皇帝，取悦苟且偷安的群臣。尸谏案发生后，穆彰阿的党羽陈孚恩首先侦知此事，迅即告知穆彰阿，穆彰阿命与王鼎同乡的张芾、聂沄以威逼利诱的手段，从王鼎之子王沆手中拿走遗折，另以他折上奏，致使王鼎虽死，谏言却没能上达。而事件中的聂沄因此备受穆彰阿的青睐，许以大考登魁。在甲辰会试中，穆彰阿意欲聂沄为科考第一名，于是便嘱其他三总裁和十八同考官，并授以关节。而十八同考官中就有田雨公。他虚与应酬，在第二天的考试中，发现所说试卷，锁入箧中。其他同考官没有发现聂的试卷，便到处找寻，最后在陕西考房中找到田雨公，他故意说道：“我昨夜不小心，有一试卷被蜡烛烧毁，莫非是诸君所要找的吗？我明天自会请求失职处分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这样，惩治了这个趋炎附势、钻营投机的聂沄。因为是科场舞弊在前，穆彰阿也只好吃了哑巴亏，此事不了了之。当时穆彰阿大权在握，科道九卿的升降皆取决于他，朝野上下无不知晓，田雨公明知担着很大的干系，居然敢这样做，足见其胆识人品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田雨公任江西乡试正考官，为朝廷选拔出许多人才。不久升任大理寺少卿，兼领稽查右翼宗学。大理寺古称廷尉，负责审理诉讼平反冤狱，但大部分官员都习惯了“随例画诺”，办事敷衍塞责、互相推诿扯皮。而雨公是一个办事认真、讲求原则的人，凡事“穷研详究，间於定案加纠驳”。每每阅读案件材料，都夜不能寐。遇到疑难案件，必要自己查访思考，得到实情，分析清楚方才作罢。

道光年间，清政府已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，政治上因循守旧，腐败成风，社会内部矛盾重重，外来列强又不断欺凌。朝廷官员或尸位素餐、浑浑噩噩，或贪污腐败、投机取巧，以至于外夷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各地民众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盘剥，纷纷起义造反。

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现实面前，田雨公心急如焚，想到物必自腐，而后虫生。于是他直陈时政，论议得失。上疏言政时，他从不计利害，谔谔直言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他上疏道光帝，针砭时弊，建议振纲纪、肃吏治。尖锐指出当时总督、巡抚有四习，即“好谀、苟安、掩饰、取巧”；当时吏治废弛有五端，即“仓库、漕运、盐法、兵利、河工”。四习不除，则五政不举。比如，大省亏空正项钱粮至数百万，运弁帮丁水手向州府索要，州、县克剥花户，督抚、总漕却很少能约束禁止得住。领兵的将领不懂得带兵，当兵的不听命令不卖力，以致地方偶有剿捕，动不动就动用数百万金才能了事；许多银子名为修筑疏浚河道之用，实际自修防以来已经有许多年了，年年修筑堤坝却不见加高，岁岁疏浚河道却不听说加深，只听说每年白白地请求岁修，侥幸没有发生大事，便为工员多请求些财务。各位督抚大吏身负重任每天讲整顿，到如今还是没有什么成效，都是由于因循积习以至于此。因此必须要对督抚赏罚严明，此乃当务之急。咸丰初年，他又上疏“用人、行政、得失”等政见，讲得切中时弊，颇得皇上称道。当时军事疲惫，军费不足，有朝臣建议加征税收，但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，田雨公上疏力谏，才算罢休。可惜清朝政府已经走向没落，如大厦将倾，任何好的建议已经无力回天了。

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田雨公乞假归里，称病不出。后被延聘为平定冠山书院、榆次凤鸣书院、太原晋阳书院山长，讲学20余年。田雨公在京为官时，清正廉洁、不畏权贵、秉言直谏；在书院讲学时，慕名前往请教学习的人甚多，门生中登科入仕者不绝。

来源：市委宣传部  市委党史研究室（市地方志研究室）  阳泉日报社